申之以孝悌之义。

谨庠序之教为何事哉？为孝悌而已。孝悌之心，自孩提以至壮长，固自行之，第未有人发明之，使之知其义以见于用也。所谓义者何也？事亲时爱恋眷慕，则孝心见矣；孝心见，仁之实也。从兄时恭谨唯诺，则悌心见矣；悌心见，义之实也。孟子以谓「智，知此二者；礼，节文此二者；乐，乐此二者」，其义岂不深哉！然其数可陈也，其义难知也，知其义而敬守之，天子之所以得天下也。行孝悌而不知其义，安能见于天下国家哉！夫「申」有举起之义，精神全在此字上，学者不可忽也。

今之乐犹古之乐。

孟子于孔子所行，一切反之。孔子雅言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执礼，其谨如此，而孟子则黜《云汉》孑遗之诗，至斥「武成漂杵」之书，谓礼有非礼之礼，谓今之乐犹古之乐，则与孔子放郑声之意大相反矣。呜呼！此孟子所以为学孔子也。昔鲁人学柳下惠者，雨夜不纳嫠妇，曰，在柳下惠则可，吾则不可，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。孔子闻之曰：「是真学柳下惠者也」。夫学贵乎能用，鲁人学柳下惠，其见于用也，乃为不可之节。孟子学孔子，其见于用也，乃一切反之，此盖所谓「观时会通，以行典礼」，而黄帝、尧、舜、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」之理也。学不能用，则终身为腐儒而已矣，故学者尚论古人，在论其世也。

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，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。

大国反事小国，可见其涵容矣，此所以谓之仁者；小国事大国，可谓识利害矣，此所以谓之智者。如此则处小处大，无所不可矣，此天理也。大国不能容小国，小国不能下大国，皆私意也，皆逆天也。仁者乐天，智者畏天，以天意耳。

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。

圣人无私心，以天下为心，天下之心忧，即圣人之忧也。此禹所以思天下之溺犹己之溺也。天下之心乐，即圣人之乐也。此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，武王所以垂拱也。使主有私心，则忘天下矣，忧乐在一己，而不知有天下，桀、纣所以败亡如此。

王如好货，与百姓同之；王如好色，与百姓同之。

君子言必虑其所终，行必稽其所敝。观孟子所对，是启齐王一国货色之心也。一国好货好色，此何等风俗哉？如《葛屦》之诗，《桑中》之刺一国好货好色，熟考上下文，不敢撮取一语以罔圣贤也。孟子所谓好货者，谓使民居者有积仓，行者有裹粮也，此太平之事也，岂谓机巧趋利乎？所谓好色者，爱厥妃也，谓使民嫁娶以时，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也，亦太平之事也，岂谓相窃妻妾乎？余恐小人借此以济其奸，而君子罪其言之不谨也，故表而出之，使学者于圣贤有所考焉。

学则三代共之，皆所以明人伦也。

学校之设，本为何设？为明人伦而已。夫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皆有天理在其间。日用之中，天理每于此而发见，第以人欲所汩，无自而识之耳。《大学》之道，以格物为主，格物则能穷尽天下之理。人伦之理，惟格物者能识之。识者明也，惟能识之，则能用之以为天下国家。舍人伦而曰学，此异端邪说，先王之所诛者也，学者不可不谨。

「有攸不惟臣，东征，绥厥士女。篚厥玄黄，绍我周王见休，惟臣附于大邑周」。其君子实玄黄于篚，以迎其君子；其小人箪食壶浆，以迎其小人。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取其残而已矣。

自「有攸不惟臣」至「附于大邑周」，此《武成》之文也。其语增减不同者，岂《古文尚书》如此哉？自「其君子实玄黄于篚」至「取其残而已矣」，此孟子述武王之意也。其言简古，有不可晓者，辄以意解之：「有攸不惟臣」，谓纣无道，其臣下见于所行不臣之节，君臣紊乱，纪纲大坏。武王所以东征者，亦非富天下也，安厥士女而已。天下素闻武王之德，知其师来，皆篚玄黄以昭我周可以王天下。「绍」当作「昭」。一见武王，皆心归武王而美之，民之美乃王之美也。民皆有鼓舞之意。孟子因万章问宋行仁政，齐、楚恶而伐之，故引此篇以断之曰：武王行王政以伐纣，其君子实玄黄于篚，以迎其君子；其小人箪食壶浆，以迎其小人。君子小人，各以其类，寓诚意于物，以迎王者救民之师，想见当时归仰之意矣。以武王之师非为虐也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取其残而已矣。王偃果有武王之心乎？使王偃果有武王之心，则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，欲以为君，讵畏齐、楚乎？此孟子以偃之行诈，故以此言辟之也，其意深矣。

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

生者，理也。天下之理久矣，治或生乱，乱或生治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泰者，通也，治也，然《泰》之极曰「城复于隍」，孔子系之曰「其命乱也」，岂非治或生乱乎？否者，闭也，乱也，然《否》之极曰「倾否」，孔子系之曰「否终则倾，何可长也」，岂非乱或生治乎？是一治一乱，其理久矣。且洪水作乱，禹掘地而注之海，驱龙蛇而放之菹，水由地中行，此乱或生治也。尧舜既没，暴君代作，及纣之身，天下又大乱，此治或生乱也。周公相武王，诛纣伐奄，驱飞廉虎豹，天下大悦，乱又生治矣。及世衰道微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治又生乱矣。一治一乱，天下之理，如是久矣，岂有它哉，惟赖圣贤为之扶持耳。孟子之论，岂特为一时而然哉？六国乱极而为秦，秦并六国似治矣，而二世亡之。陈胜、项籍作乱，汉高祖定之，至文帝而大治。数传而王莽作乱，光武定之，至章帝又大治。数传而董卓、曹操又作乱，至其子丕奄有神器，似若治矣，而五胡乱华，中原陆沉。过江而元帝，为宋、为齐、为梁、为陈、为隋、为唐、为五代。治乱相乘，岂有已哉！非孟子深极物理，岂能断然为此论于千载之上哉！

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。

天子之事，明三纲以正人伦而已矣。春秋之世，上无令王，三纲隳坏，人伦颠倒，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，蔡世子般弑其君固。一人之身而子弑父，臣弑君，兼有其恶，乃俨然南面以临其臣，天子不行残灭之诛，诸侯不闻问罪之请，是三纲人伦于此亡矣，中国将为夷狄，人类将为禽兽。夫子不得已而作《春秋》，诛乱臣贼子，以遏人欲于横流，扶天理于将灭，使时有明王以《春秋》之意见之行事，则天子之事备矣。

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

杨氏为我，壅遏为义之路，至于使天下无君；墨氏兼爱，壅遏为仁之路，至于使天下无父。天下无君父，非人类也，禽兽而已矣。仁义行，则君父之道明，此圣王之道法当如是也。仁义壅遏，则君父之道不明，此异端邪说也。邪说一行，则人类殄灭，禽兽得志，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，而蛇龙居之，见于洚水，禽兽至焉，见于沛泽，此亦邪气所感而然也。仁义明，正气盛，故禽兽不得以横行于中国也。此理深矣，浅陋之士岂能知哉？孟子之辟杨、墨，意有在是尔。

安宅正路。

仁则觉，觉则神闲气定，岂非安宅乎？不仁则昏，昏则念虑纷乱，不得须臾宁矣。义则理，理则言忠信，行笃敬，岂非正路乎？不义则乱，乱则邪僻与魑魅为邻矣。仁义岂它物哉，吾心而已矣！

昔者有馈生鱼于郑，子产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「始舍之圉圉焉，少则洋洋焉，攸然而逝」。子产曰：「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」！

校人形容放鱼之状，此亦仆夫中铮铮佼佼者也。始舍之圉圉，言虽得水，尚困弱未能游泳也。少则洋洋，言精神稍复舒肆之貌也。攸然而逝，言精神还复旧观，喜而超脱之貌也。其形容妙入鱼之情性，亦可喜矣。乃为口腹之快，为欺罔，亦可惜也。子产闻之，乃曰：「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」！其仁惠慈爱之心，可于此而见矣。余于「得其所哉」两语，想见子产之为人。如此贤人，而校人欺之，乃复不耻，出而自逞。其窃盗之能尽言语之妙而不自好者，大率皆校人类也。

不能尽其才也。

仁义礼智，人人所有，是人之才地，皆可以为尧、舜。然而至于至愚极陋，与圣人或相倍蓰而无算者，不能尽其才地耳，非天之降才尔殊也。何谓尽？极恻隐之心，溯而上之，以求其所谓仁。既得此，则傍徨周浃于其间，使置之则塞乎天地，溥之则横乎四海，无有丝毫不用其才力者，此之谓尽也。于义、礼、智亦复如此，其为尧也、舜也必矣。孟子开尽之一门，以谓止在思耳，学者试思之。

故有物必有则，民之秉彝也。故好是懿德。

有君臣、父子、朋友、兄弟、夫妇之物，则仁义礼智信之则见，此因外以卜其才也。以其秉君臣、父子、朋友、兄弟、夫妇之常性也，故好仁义礼智信之懿德，此因内以卜其才也。然则人性之善，复何疑乎？

先生之号则不可。

吴侵陈，斩祀杀厉，太宰嚭问于干木曰：「师必有名，人之称斯师也，则谓之何」？曰：「斩祀与，杀厉与，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」？曰：「反尔地，归尔子，则谓之何」？曰：「君王讨敝邑之罪，乃矜而赦之。师与，其无名乎」？古人重名如此。夫谓之杀厉之师，此何名也，谓之讨敝邑之罪，则其名美矣。宋牼事在于息兵，其德可谓大矣，然以不利为号，是使秦、楚求所谓利。以利为号，则天下相率而为利，而商鞅、孙膑、陈轸、沈同、陈、贾、苏、张之说行矣，是其志虽大，而其号则不可也。以仁义为号，则天下相率而为仁义，而商鞅诸子之说败矣。呜呼，名号之际，其可忽乎！昔汉高祖下三秦，出师攻项籍，董公教高祖三军缟素，以诛杀义帝者为名，其号之美，孰有过于此者，此所以五年而成帝业也。士大夫所学，其于名号可不谨乎？

务引其君于当道。

臣子用心，要当曲尽其巧，观人君意用所在而转之。所好偏奇，即就其所好引之，使归于当道而不自知可也。如齐宣好今之乐，即以犹古乐引之，使与百姓同乐；好勇，即以文、武好勇引之，使安天下之民；好货，即以公刘好货引之，使居者有积仓，行者有裹粮；好色，即以太王好色引之，使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，岂非归于当道乎？若夫薛广德谏元帝御楼船，至云「以颈血污车轮」；韩愈谏宪宗迎佛骨，即云「事佛者必夭折」；张墀谏敬宗幸骊山，至云「往者必有大凶」。此大失孟子之意矣，学者不可不考。

动心忍性。

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穷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者，所以动其心而忍其性，以成就之也。动其心者，所以惊惕之也；忍其性者，所以抑遏之也。心舍则亡，非有以惊惕之，则不知存。目性欲色，耳性欲声，鼻性欲臭，四支欲安佚，非有以抑遏之，则流荡而不知反。夫动之忍之，或惊惕于放逸之微，或抑遏于流荡之外，先后左右，假之于物，害之于事，皆天意念念欲成就之也。虽圣贤之资，不如是不激发耳。金经百鍊，其色愈明，玉煆三日，其色愈粹，烈火猛燄中，乃金玉成就之处也。天意厚于圣贤，故以不可意事困厄之。吾侪于急难，其可沮丧乎，庸讵知非天意所临也？

孟子见梁襄王，出语人曰：「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」。

孟子之意，非薄襄王也，余固论之矣。盖孔子居是邦，不非其大夫，而况君乎？故入公门，则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立不中门，行不履阈。过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摄齐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气似不息者。又执圭，鞠躬如也，如不胜。上如揖，下如授。勃如战色，足缩缩如有循。君赐食，必正席，先尝之；君赐腥，必熟而荐之；君赐生，必畜之。侍食于君，君祭先饭。疾，君视之，东首加朝服拖绅。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。学者事君，当如孔子之法。

则是方四十里，为阱于国中。

鲁人为长府，闵子骞曰：「仍旧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」。其语蕴藉，直而不倨，婉而不伤，此君子长者之言也。孔子喜之曰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」。其比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之言，似太劲矣，学者不可不谨。

告梁惠王曰：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」。告齐宣王曰：「此匹夫之勇，敌一人者也」。

司马子鱼谏宋襄王用兵，其言曰：「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，而以伐人，若之何？盍姑内省德乎？无阙而后动」。其辞如春风醇酎，使人心醉，如「无乃犹有」之辞，「若之何」之辞，「盍姑内省」之辞，皆若有所避就，而无直辞劲气以伤人。比夫直指君为非民父母，与夫匹夫之勇之言，大相远矣！士君子诚味之，自可见也。

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。

孔子曰：「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」。又曰：「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；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」。又曰：「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」。深详圣人之意，是富贵以道义得之，圣人将处之矣，初不与富贵立敌也。曾子之言，岂有为而言欤？学者当置曾子之说而从孔子，庶几不堕于客气，以失曾子之意。

成覸谓齐景公曰：「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」！颜渊曰：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」。公明仪曰：「文王我师也，周公岂欺我哉」？

公明仪之言与成覸相类，皆有奋然作为之意，不似颜子之言安妥也。圣人以仁义为家常事，非欲以压众也。学者于此微处当细考。

贵戚之卿。

齐景公舍太子阳生而立子荼，其乱端已见矣。及问政于孔子，孔子止曰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」而已。虽切于景公，而略不见圭角，使景公感寤，遽曰：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」？如此进对，正为人臣之法也。孟子对贵戚之卿，乃曰「反覆之而不听，则易位」，使齐王勃然变乎色。呜呼，其危哉！学者无孟子阖辟之用，而欲效直言劲辞如孟子，恐非所以为臣子计也。要当以圣人为法。

孟子曰：「今之事君者曰：『我能为君辟土地，充府库』。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。君不乡道，不志于仁，而求富之，是富桀也。『我能为君约与国，战必克』。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。君不乡道，不志于仁，而求为之强战，是辅桀也」。

昔子贡问孔子曰：「鲁大夫练而杖，礼欤」？夫子不答。他日置大夫而问：「练而杖，礼欤」？孔子曰：「非礼也」。子游问：「鲁大夫羔裘玄冠以吊，礼欤」？夫子又不答。他日置大夫而问：「羔裘玄冠以吊，礼欤」？夫子曰：「易之而已」。夫以鲁大夫为问，则皆在所不答，岂非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义乎？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，孔子曰「知礼」。孔子退，揖巫马期以告，子曰：「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」。岂非善则称君之义乎？今孟子以今之良臣为民贼，富君辅君为富桀，岂亦有说乎？其详已见于《孟子说》矣。要之不非其大夫，善则称君，此孔子家法也。学孔子者虽未见道，而力行此二说，亦足以养忠厚之心。道或未见，而以孟子之说为辞，非特受祸而召辱，而刻薄之态，恐马伏波尚能论之，吾徒安得不痛以为戒？

示喻所处，甚善。不知几道相聚作何工夫？近看《孟子》见人即道性善，称尧舜，此是第一义。若于此看得透，信得及，直下便是圣贤，更无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。若信不及，孟子又说个第二节功夫，又只引成覸、颜渊、公明仪三段说话教人。如此发愤，勇猛向前，日用之间，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这里，此外更无别法。若于此有个奋迅兴起处，方有田地，可下功夫。不然，即是画脂镂冰，无真实得力处也。近日见得如此，自觉颇得力，与前日不同，故此奉报，可以呈几道也。

喻及为学次第，甚慰所怀。但向来所说性善，只是且要人识得本来固有，元无少欠，做到圣人方是恰好，才不到此，即是自弃。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覸、颜渊、公明仪之言，要得人人立得此志，勇猛向前，如服瞑眩之药，以除深锢之病，直是不可悠悠耳。「求放心」不须注解，只日用十二时中常切照管，不令放出，即久久自见功效，义理自明，持守自固，不费气力也。若添著一「求仁」字，即转见支离，无摸索处矣。叹美之辞乃胡氏说，大非孟子本意。今亦未须论，但看孟子本说足矣。此不是要解说「性」字，盖是要理会此物善恶，教自家信得及，做得功夫不迟疑耳。

唐相郑国魏公，魏之曲城人也。以命世之才，逢不世出之主，专以仁义之道，切磨规谏，欲俾厥后坐肩唐虞。谓守文之难，过于创业。帝用其说，不三四年遂兴太平，较其大功，不下房、杜。大名之学有乡贤堂，盖以故丞相文正王公、忠悯寇公、尚书忠定张公、侍郎王公、崇仪柳公，皆文武钜贤，出吾里中，图其仪形而尊󲁧之，以起生徒之志，诚盛事也。然唐距本朝为最近，若郑公之德业闳大，超然独出，得不为乡贤之冠乎？其可遗哉？余求得其像，建堂于宣圣殿之北，乡贤堂之南，以完其美。昔成覸曰：「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」！今夫学者既得良师友，朝夕讲习开益，以进其善；又观所图吾里之贤者隆名伟迹，卓然不泯之如此，岂不思曰彼能之，吾反不能哉？亦在乎勉之而已！系而为之赞曰：

猗唐魏公，相于太宗。谏勇贲育，切磨上聪。术则仁义，道惟大中。尧舜我后，皋夔我躬。遭会真主，言行计从。引金自况，谓公良工。以公喻鉴，焕乎吉凶。君如是圣，臣如是忠。宜不期月，亟治成功。高视三代，谁其比隆。惟魏之学，乡贤是崇。图󲁧者五，惟德之丰。公实生魏，群贤之雄。尊近遗远，教斯未充。吾得公像，载敞儒宫。义一为劝，礼增有容。学者来视，以严以恭。高山景行，众发其蒙。有美魏都，大河注东。如公之名，滔滔不穷。

问：「尽信书不如无书」，理固然也。然自书出煨烬，千有馀年，其更贤知多矣，则所同尊而信之者，固不可概以书不可尽信而不之信也，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苟信之而弗之思也。观古人之书，泛然而不得其实，则如弗观而已矣。孔子恶乡原，《语》、《孟》载之详矣。夫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，自以为是，人皆悦之，此乡原之行也。夫苟自以为是，而人皆悦之，则必以为真忠信、真廉洁者矣，独自孟子言之，则以为似耳。「至于心，独无所同然乎」？此孟子之言也。今乡原者，人皆悦之，而夫子恶之，人皆以为忠信廉洁，而孟子独以为似之，此人之所同然者，而夫子、孟子乃不与之同，何也？「居斯世也，为斯世也，善斯可矣」。夫居斯世为斯世，而善果有不可者乎？何以是嘐嘐也？「言不顾行，行不顾言，则曰古之人，古之人，行何为踽踽凉凉」？夫言不顾行，行不顾言，诚足病也，而又不谓是，何耶？孟子辟杨、墨，盖自比于禹之治洪水，益之驱虎豹。夫杨朱、墨翟皆当时贤者，自孟子视之，则为先进。孟子之后，人犹曰孔、曾、墨子之贤，墨子之贤，盖比于孔、曾。杨朱之道，能使舍者避席，炀者避灶，犹以为未也，进而至于争席争灶，则其所得岂浅浅者哉？而孟子辟之，至曰「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」，又曰「天下之言，不归杨，则归墨」。夫「兼爱」之无父，「为我」之无君，由孟子之言而辨释之，虽五尺童子，粗习书数者，立谈之顷，亦可解了。岂有以大贤如杨朱、墨翟，其操履言论，足以倾天下之士，而曾不知此，必待孟子之深言力辟，贻好辩之讥，而犹未得以尽白于天下而熄其说，何耶？若曰此皆圣贤之事，后学未敢妄措其说，则孟子固曰「能言距杨、墨者，圣人之徒」，必不敢少置其思，措其议，是不得为圣人之徒矣，亦何以学为？且《书》称「为学逊志」，《记》称「学不躐等」，而颜子则曰：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」。成覸曰：「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」？公明仪曰：「文王我师也，周公岂欺我哉」？必如颜子、成覸、公明仪之言，无乃与逊志、不躐等之说悖乎？苟以为必颜子、成覸、公明仪而后敢为此言，则滕文公好驰马试剑，未尝学问，而孟子亦遽勉之以是，何也？愿与诸君并论其说，毋爱词。

「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」一章。

「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」一章。

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，负阴而抱阳，均气而同体，未始不相似也。灵于物而谓之人，贤于人而谓之士，则其等级亦相辽绝矣。渴饮而饥食，趋利而避害，人物之所同也，士居其中，独超然有以异于人与物，何哉？以其能立吾志，而惟仁义之是趋也。茍为不然，则章甫其冠，逢掖其衣，懵然而无识，颓然而无志，其所尚者不过饮食利害之间，谓之人已有愧矣，亦何以当为士之名哉？故为士者，要当以立志为先，而立志者要当以仁义为主。仁义者，天理之自然，人心之固有也，为宅也而安，为路也而正，人之不可以不居而由之也。言而非之，是自害也；委以不能，是自弃也。士之异于人物者，以其立志，而惟仁义之趋也。自暴自弃，是舍其所以异于人与物者，而不足以谓之士矣。诸君处庠序而谓之士者也，盍亦先立吾志，讲明是理而力行之，庶几居仁由义，而无愧于为士之名。不然，则汩没于饮食利害之间，识陋而志卑，醉生而梦死，孟子所谓「哀哉」，岂不甚可哀也哉？诸君其勉之。

「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」一章。

滕之为国，方五十里，国之至小者也；间于齐、楚，势之至危者也。以至小之国，处至危之势，干戈相寻，剪焉倾覆，可立而待也。文公思所以自全之策，不谋之申、商、管、晏之徒，顾乃即孟子而问焉。孟子亦当告之以国若何而富，兵若何而强，庶乎其可瘳也，一则曰性善，二则曰尧舜，何其迂阔不切事情耶？性者，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；尧舜者，尽此性者也。茍尽此性，尧舜可为也，况于区区之富强乎？人无贤愚，均具此性，尧舜之圣人皆可为，何独于文公而疑之哉？孟子历引成覸、颜渊、公明仪之言，所以释文公之疑，卒之以若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，所以厉文公之志也。道之不明久矣，举天下之人汩没于利欲之中，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品庶冯生，天之所以与我而尧舜可为者，懵然莫觉也。譬如瓮盎之间，百千蚊蚋，须臾之顷，乍起乍灭，何足道哉？诸君诚能深思孟子之言，而厉之以自强之志，则将有以超然独立乎万物之表，而天下之至贵无以复加矣。夫子曰：「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」？诸君其亦退而思之哉！
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，止不足以事父母」。

仁义礼智，心之体也，恻隐、羞恶、辞逊、是非，心之用也。古之言道，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也。人禀五行之气以生，有是气，则必有是理，仁义礼智者，木火金水之理也；有是体则必有是用，恻隐、羞恶、辞逊、是非者，仁义礼智之用也。人莫不有是气，则莫不有是理，莫不有是体，则莫不有是用，此天之所以予我，而人之所以为人者也。天下之人伥伥然于覆载之间，亦尝反诸吾身而思之乎？饥食而渴饮，趋利而避害，则知之矣；至于天之予我、而人之所以为人者，乃反不知焉，何哉？孟子悯斯人之愚而莫之觉也，故为之反覆开示之，既启之以孺子入井之端，又告之以火然泉达之始。知是理而充之，则足以保四海，不充之则不足以事父母，充不充之间，而功用之辽绝乃如此，其教人之意亦切矣。世之学者未有不读七篇之书者也，而莫有知其言之为切者何哉？习俗之所汩，利欲之所昏，既无明师良友以示之，又无诚心坚志以求之，譬如大明当天，而瞽者莫之见也，岂不甚可悯也哉！学者诚能于此玩味而有得焉，则圣贤之道庶乎其有入德之门矣。

「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」一章。

古之言性者多矣，何其纷纷而不一耶？在《商书》则言常性，在《周书》则言节性，在孔子则言性相近，在孟子则言性善。圣贤立论固已不同，下至诸子，则荀子言性恶，扬子言善恶混，韩子言三品，佛氏则又以知觉言性。然则后世将何所折衷耶？盖尝即数说而考之，性即理也，理无不善；气质之禀不能皆同，则所受之理亦随以异。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。《商书》之言常性，孟子之言性善，此指理而言也。《周书》之言节性，孔子之言相近，此指气而言也。所指虽异，亦何害其为同哉？荀、扬、佛氏则敢为异论而不顾者也。谓之恶则性无善矣，谓之混则善恶相对而生也，此岂理之本然者哉？知觉者人之精神，而又非所以言性也。惟韩愈氏生于数子之后，独有得于圣贤之意，其曰「性之品有三」，则孔子相近之谓也；「所以为性者五」，则孟子性善之谓也。故其自视以为世无孔子，不当在弟子之列，而每以孟子自比者，夫岂无所见而然欤？愈之言则善矣，然性之品有三，亦未知其所以然也。迨我本朝，关洛之学发明孔孟不传之遗旨，曰：性即理也，天下之理，原其所自，未有不善。又曰：人生气禀，理有善恶。又曰：形而后有气质之性，善反之，则天地之性存焉。然后圣贤之意坦然明白，而诸子异端始无所容其喙矣。学者知理之无不善，则当加存养之功；知气质之有善有不善，则当施矫揉之力。务本之学，未有急于此者，诸君其勉之。

「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」一章。

「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」一章。

人禀五行之秀气以生，所禀之理则为仁义礼智信，此天之所以予我，而人之所以为人也。天生五材，缺一不可，在《易》之《乾》则曰元亨利贞，在人之德则曰仁义礼智，而不及乎信者何也？仁义礼智莫非实理之所为，犹土之居中而旺于四季也，故四端不言信，而信在其中矣。仁义礼智四者并立，圣人于《易》独曰「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」，七篇之书亦多以仁义对言，而又不及乎礼智者，何也？仁属乎阳，礼则阳之极；义属乎阴，智则阴之极。犹夏者春之极，而冬者秋之极也。故专言仁义，而礼与智在其中矣。至于孔门师生之问答，又皆以求仁为先，而不及乎义，《孟子》此章亦特以仁为言者，又何也？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，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。四序之运莫非生意之流行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？君仁、臣忠、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、夫义、妇从，与夫交朋友之信，不仁而能若是乎？苟尽此心，则安富尊荣亦理之必然也。世教不明，人心邪僻，父子兄弟之间犹不能以相保，况敢望其仁民爱物乎？举天下之间，莫非私意之流行，相倾相诈，相戕相贼，无一物得遂其生者。至于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，则私意横生，天理灭矣。不知人心既失，国其有不殆者乎？此孟子于战国之际，深明荣辱得失之辨，其忧世之心切矣。诸君日处庠序，可不知孔孟教人之先务，而思所以自勉乎？

「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」一章。

「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茍欲生之」一章。

天运乎上，地处乎下，阴阳五行周流乎中，而人物生焉。则人物者，均禀天地之气以为体，而均得天地之心以为心也。然人之所以异于物者，又以其禀气之正，而其心为最灵。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，而独异于万物者如此，其可不知所以自贵乎？圣贤教人，必使之正其心、修其身者，盖不若是，则无以全天地之赋予，而异于万物也。所谓正其心、脩其身者，亦尽吾当然之理而已。耳目手足，百体具焉，身也。视明而听聪，手恭而足重，此身之理，而所以为身者也。虚灵知觉，百虑生焉，心也。仁、义、礼、智以为体，恻隐、羞恶、辞逊、是非以为用，此心之理，而所以为心者也。内而察诸精神念虑之间，外而审诸动容周旋之际，无适而不当于理，此心之所以正、身之所以修也。茍为不然，则徇情纵欲，悖理伤道，亦将无所不至矣，虽曰具人之形，而与禽兽奚异哉？孟子忧世之心切，故举其至轻，以明其至重，欲使斯人反而思之，庶乎有以全吾身心之理，而无愧于所以为人也。读孟子之书者多矣，孰能深味其言而力行之乎？以至贵之身心，沉溺于利欲之中，自暴自弃而不自知也，其亦可哀也哉！诲尔谆谆，听我藐藐，其是之谓夫。

「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」一章。

「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」一章。

性禀于天，故在人者无不善之性；情发乎性，故在人无不善之情。所以不善者，气昏之欲汩之也。迨其气清而欲窒，则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，性善故也。《书》曰「惟皇上帝降衷于民」，《诗》曰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」。孩提之童，至无知也，而皆知爱其亲；赤子入井，于己无与也，而见之者皆怵惕。火然泉达，谁独无是心哉？有是心而不能养之，养之而不能致其志，善端虽萌，而为气所昏、为欲所汩，天固予我，而我固贼之，则与禽兽奚异哉？诚能存养于斋庄静一之中，省察于念虑云为之际，使吾善端之萌通达而无窒碍，充足而无欠缺，如萌檗之生，无牛羊斧斤、一暴十寒之患，则其至于干云蔽日也可必矣。故为人而合乎天为士，而至于圣，亦即此心而充养之尔。孟子发明养心之论，而申之以专心致志之戒，其示人之意切矣。读书至此而犹不悟焉，则亦终于为小人之归也，岂不深可叹哉！

「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」一章。

若昔圣贤，垂世立教，载在方策，凡言心者，不一而足。尧、舜、禹之授受也，曰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」，成汤则「以礼制心」，文王则「小心翼翼」，孔子有「操则存，舍则亡」之戒，孟子复断为之说曰：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」。圣贤之事业大矣，而拳拳于心之一说，何耶？心者神明之舍，虚灵洞彻，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天之高也，地之厚也，日月之出没，寒暑之往来，四序之行，万物之生，是必有为之主宰者然也；茍无以为之主宰，则安能亘古穷今，循序而不乱乎？人禀天地之气以为体，而得其所以主宰者以为心，故人心之妙可以参天地，可以赞化育，可以修身而齐家，可以治国而平天下，孰非此心之所为乎？然人心至微，而攻之者众。耳目口鼻之欲、喜怒哀乐之私，皆足以为吾心之累也。此心一为物欲所累，则奔逸流荡，失其正理，而无所不至矣。是以古之圣贤战战兢兢，静存动察，如履渊冰，如奉槃水，不使此心少有所放，则成性存存而道义行矣。此孟子求放心之一语，所以警学者之意切矣。自秦汉以来，学者所习，不曰词章之富，则曰记问之博也，视古人存心之学为何事哉！迨我本朝，周、程先生倡明圣学，以继孟子不传之绪，故其所以诲门人者尤先于持敬。敬则此心自存，而所以求放心之要旨也。学者即其说而力行之，庶乎其有入德之门矣。

「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」一章。

孟子尝言求放心矣，又言存其心矣。操之则存，舍之则亡，心之存亡，决于操舍，而又曰「莫善于寡欲」，何也？操存固学者之先务，然人惟一心，而攻之者众，声色臭味交乎外，荣辱利害动乎内，随感而应，无有穷已，则清明纯一之体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？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难操者，以其有欲也。尘去则镜明，风静则水止，凡天下之可喜可嗜者举不足以为吾之累，则心之虚灵，澹然泊然，有不待操而自存矣。「出门如宾，承事如祭」，夫子之告仲弓，操存之谓也。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」，夫子之告颜渊，寡欲之谓也。二子之问仁则同，而夫子告之之异者，岂其所到固有浅深欤？高城深池，重门击柝，固足以自守矣，内奸外宄，投隙伺便，一有少懈，而乘之者至矣。良将劲卒，坚甲利兵，扫除妖氛，而乾清坤夷矣。此孟子发明操存之说，而又以为莫善于寡欲也。虽然，寡欲固善矣，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，则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？故格物致知，又所以为寡欲之要，此又学者之所当察也。圣贤谆谆之诲，无非为人心虑也，学者读其书而不知养其心，谓之非愚，可乎？

公孙丑问曰：「敢问夫子恶乎长」？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止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」。

孟子尝言养心矣，又尝言养其性矣。性即理也，心具此理者也，有以养之，则人欲不能为天理之害。操存寡欲，养之之方也，而又有所谓养气者何哉？阴阳五行，气也；所以然者，理也。精粗本一源，显微本无间也。阳一嘘而万物生，阴一翕而万物成；寒暑之往来，风雷之鼓舞，无非是气之用也。负阴抱阳以生，则吾之气固与天地相为流通矣，是则所谓浩然而至大至刚者也。有以养之，则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尧舜之事业，孔孟之道德，孰非是气之所为乎？苟失其养，则委靡巽懦，卑陋凡猥。锥刀之得则跃跃以喜，毫末之失则戚戚以悲。闻公卿大人之名则侧肩帖耳，若不可及；语贤人君子之道则望洋向若，恍然以惊。为媚灶，为墦间，为妾妇，此岂气之本然哉？养不养之间，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。孟子发明养气之论，有功于后世大矣。然其所以养气者，必先于集义，所以集义者，必先于知言。惟知言，则是非邪正晓然于胸中，动容周旋无适而不合于义。夫是以仰不愧、俯不怍，有以全吾浩然刚大之体矣。养性也，养心也，养气也，盖亦一理而已。然养气之论何独至于孟子而后发耶？夫子固尝言之矣：「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」？此养气之论所自来也。屈子曰：「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？将汎汎若水中之凫，与波上下，偷以全吾躯乎」？诸君其谨择之。

孟子曰：「伯夷，圣之清者也。止其中非尔力也」。

道之在天下，无古今之异。圣贤教人入道之要，亦古今一辙也。尧、舜、禹之授受也，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」。圣贤言道，自此始也。人心者，形气之私；道心者，义理之正。人心危而难安，道心微而难著。始而精以察之，终而一以守之，则无适而不合乎中也。傅说之告高宗也，曰：「王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；学干古训，乃有获。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惟学逊志，务时敏，厥修乃来。允怀干兹，道积于厥躬」。圣贤言学，自此始也。古人之所行，方策之所载，无非道也。始而多闻以求之，终而逊志以守之，则无适而不合乎道也。至周以来，学校之教益修，圣贤之道益著。比年入学，中年考校，自离经辨志，以至于知类通达，强立而不反。离经者求之于方策，辨志者察之于性情，知类通达者见之明，强立不反者守之固。其教甚详，而其法甚密也。至于夫子，既无位以行其道，于是博采古先帝王教人之法，而著为《大学》之书。其言大学之道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，而继之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，亦不过于知与行而已。大《易》曰：「学以聚之，问以辩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」。《中庸》曰：「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」。皆此意也。一知一行，相为终始。知有不至，则不能以徒行；行有不笃，则虽知无益也。入道之要，无以复加于此矣。是以孟子历叙伊尹、夷、惠之事，而继之以孔子非好方人也，所以明入道之要也。始条理者知之事，终条理者圣之事，知与行之谓也。孔子之异于三子者，知之至而行之尽；三子之不及孔子者，知有所蔽于始，而行有所缺于终也。此孔子之所以独得其全，而三子仅得其偏也。知有不至，行有不尽，虽以伊尹、夷、惠之资，尚不能无愧于孔子，而况学者乎？世之学者溺于卑近浅陋之习，既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，其有志焉者则或骛于方策，而践履有所不察，或专于性情，而知识有所不周。道之不明不行，由此其故也。诚能即孟子之说而思之，则始终两尽，而无惑乎纷纷之论矣。

浩生不害问曰：「乐正子何人也，止乐正子，二之中、四之下也」。

学之所造有浅深，则德之所至有高下。圣贤推明其序，使学者循而进焉，其望于斯世亦至矣。由善而信，由信而美，以至于为大、为圣、为神。夫圣神者，岂常人之所敢望哉？孟子当战国之际，其告人者不曰尧舜，则曰汤武，岂固强人以其所不能哉？盖人性皆善，圣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尔，学者岂以不能为患哉？患不为也。虽然，圣神固可学也，而乃始之以可欲之谓善何哉？此孟子指其至易晓者，而示人以入道之门也。盖学者入道之初，将以决其趋向，不必它求也。求之于可欲不可欲之间而已。今有人焉，孝弟忠信，乐善不倦，不惟吾之所欲，而人亦以为可欲也。不仁不智、无礼无义，不惟人以为可恶，而吾亦自知其可恶也。学者反而思之，凡吾言行之间果可欲乎？果可恶乎？从其所可欲，舍其所可恶，斯可以为善人矣。由是而进焉，虽圣神可为也。孟子教人，何其炳而易知、简而易行也哉！又曰：「无为其所不为，无欲其所不欲，如斯而已矣」，亦此意也。勉之以人之所难能，而晓之以人之所易能，圣贤之望于学者如此，而学者顾不思焉，其亦可叹也哉！

「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舜之徒也」一章。

事所当为之谓善，有为而为之谓利。为君而仁，为臣而敬，为子而孝，为父而慈，事之所当为者也。为内交，为要誉，为宫室之美，为妻妾之奉，有为而为之者也。善者天理之公，利者人欲之私。公私之间，相去甚近，而一则为舜，一则为蹠，乃由是而分焉。盖人心之灵与天同体，纯粹至善，万理具焉。鸡鸣而起，孳孳在是，则舜之兢兢业业，由仁义行者，亦是心也。见便则趋，见利则夺，枉尺直寻则为之，损人益己则为之。鸡鸣而起，孳孳在是，则盗蹠之暴戾恣睢，日杀不辜，亦是心也。一善利之间，而上智下愚之分乃如此。差之毫釐，缪以千里，可不谨哉！孟子发明善利之论，而尤谨其所谓间者，盖欲学者精别于毫釐之际，而审其所趋向也。至其答梁王之问、告宋牼之词，皆拳拳于义利之别，其示人之意切矣。学者诚能澄心静虑，反观内省，于其所谓间者而致察焉，凡吾一念之发果善乎，果利乎？善则行之，利则避之，朝于斯，夕于斯，就其如舜者，去其不如舜者，是亦舜而已矣。茍为不知□，计较于毫发之微，而甚至于父子兄弟不□保，其不同禽兽者无几尔。一念之差，固若□哉！学者不可以不察也。

「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」一章。

「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」一章。

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，圣贤之论乃独重理义而轻富贵，何哉？理义，天之所赋也；富贵，人之所予也。人之所予，人得而夺之；天之所赋，根于人心，不可易也。一轻一重，盖有不难辨者。然闾巷之人知有富贵，而不知有理义；学士大夫则知理义矣，然未有不为富贵所移，而忘其所可重。若夫真知富贵之为轻，理义之为重，非知道者，孰能识之？仁义礼智，天之予我，而吾心之所固有也。充吾之仁，则爱人利物，而居天下之广居；充吾之礼，则别嫌明微，而立天下之正位；充吾之义，则体常尽变，而行天下之达道；充吾之智，则察伦明物，而成天下之大业。以之为心则和而平，以之为人则爱而公，推之天下国家，则利泽施于今，令名垂于后，回视世之所谓富贵者，不过舆马之赫奕、饮食之丰美、宫室之壮丽，贤者得志，有所不为，不贤者亦以豢养其不肖之身，而遗臭于万世，曾狗彘之不若，而又何足以夸于人哉？故善学者要当深明夫内外轻重之分。在内者重，则在外者轻；在外者愈轻，则在内者愈重。真积力久，胸中泰然，天理流行，一毫物欲不能为之累。颜子之箪瓢陋巷，曾点之鼓瑟浴沂，翛然悠然，盖将与造物相为酬酢。天下之至贵，无以复加于此矣，孟子之言岂欺我哉！

「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」一章。

贫贱忧戚，是人之所恶也，圣贤之论乃独以是为进德之地，何哉？恐惧修省常生于忧患，骄奢淫泆必起于宴安。当羁穷困踣之馀，其操心危，其虑患深，其刻厉奋发，以进于善，有不期而然者矣。天地之间，有阴则有阳，有昼则有夜，祸福吉凶、贫富贵贱、死生忧乐之变，二者常相对，而不能以偏无也。人生其间，随所付受，盖有一定而不可易者。与其戚戚于贫贱，而卒不能以自勉，孰若因其所遇，而反以成吾德耶？是以古之君子，有以命义之当然而安之者，贫而无谄是也；有以义理之可贵而忘之者，不改其乐是也；有以为天将降大任于我，而反以为进德之地者，孟子之言是也。其处之者若是，故其胸中泰然，一毫外物不能为之累。颜渊、原宪之贫，一箪之食、百结之衣，可谓极矣，惟知圣道之可乐，而不知吾身之为贫。后之学者，其贫且贱未必如颜渊、原宪之甚也，少不如意，志气销沮，卑辱污贱，靡所不为。不能进德而反以败德，不能□辱而重以取辱，闻孟子之言，亦可以释然而悟、幡然而改矣。

「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哉」一章。

古之仕者为道，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；后之仕者为利，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。古之君子非仁不存，非礼不立，非义不行，所贵者良贵，所乐者真乐，人之知不知、世之用不用，于我何与焉？贫富贵贱死生祸福日交乎前，不暇顾也。后之君子，心之所固有，事之所当行，何者为仁，何者为礼，何者为义，□□□□，懵然莫觉也，功名而已耳，利禄而已耳。以区区之私意小智，汲汲然求售于人，虑人之不己用也，委曲迁就，以求顺于人。幸而得志，哆然自以为莫己若也；小不如意，则戚戚然几不能以终日矣。公孙衍、张仪，战国之游士也，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熄，则其才亦有足称者矣；以其无学而不知道也，一切求顺于人，孟子至以妾妇目之，况于学不及古人、才不及公孙衍、张仪哉？夫顺于人者，人之所喜也，不顺于人者，人之所恶也。然顺于人者非有它也，以其威福之权足以生杀荣辱乎我也。即是心而充之，则贪者嗜利，背君卖国者皆若人也，岂但妾妇之可羞而已哉？若夫守道之士，不肯脂韦妩媚以顺乎人者，不但出处去就、言论风旨之得其正也，托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，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！凡我同志，仕而未达、学而未仕者，盍亦思所以自勉哉？

「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」一章。

《孟子》一书于辞受出处之际，未尝不拳拳焉。齐王欲见则辞以疾，王驩辅行则不与言，欲受以室则却而不从，欲留其行则卧而不应。枉尺直寻则非之，不辨礼义则非之，既譬以钻穴隙而相窥，又譬之以登龙断而罔利，至于墦间之喻，辞旨恳切若是者，果何耶？义与利之间，君子小人之所由分，而天下国家治乱之所关系也。义者天理之公，利者人欲之私。循天理之公，则辞受出处，惟义之从，惟命之安。是既足以全吾此心之德矣，以之治人，则必能立懦而激贪，以之事君，则必能伏节而死义。徇人欲之私者反是，卑辱茍贱，惟利之趋，既已丧其本心矣，则伤风败教、欺君误国，皆斯人为之也，圣贤安得不深致其戒哉？今观墦间一章，所以形容其茍贱之态，虽三尺童子亦知恶之。然流俗滔滔，务为卑谄，工简牍，事苞苴，胁肩谄笑，摇尾乞怜，自少至老，自朝至暮，无一念不在于是，视吾身心为何物，视天下国家为何事？其未得之也，则愁忧穷蹙，若不可以终日；志得意满，则骄其亲戚，傲其闾里。然其可贱尤甚于墦间，而莫之觉也。学者要当深明义利之辨，充吾羞恶之心，而养吾刚大之气，然后知孟子之言诚末俗之箴砭也。

「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」一章。

自功利之说胜，而王道始不行于后世。夫功利之所以胜者，以其有立至之效；王道之不行，以其迂阔而不切事情也。孟子生于战国之世，告齐、梁之君，非王道不言，而言王若易然，何也？王者之道本乎人心，循乎天理。人均具此心，心均具此理。即是理而行之，三纲既正，九畴既叙，则人皆知尊其君、亲其上，治安之效，犹泰山而四维之也，初岂有甚高难行之事，亦曷尝无朝夕可冀之功哉？谓王道为迂阔，而惟功利之从，则曰兵可强也，国可富也，纵横变诈，崎岖险侧，咈人心，逆天理，君臣父子之间且不能以相保，而又何以固吾国家，然则立至之效，乃速亡之兆也。汤武以仁义而王，战国以功利而亡，此万世之龟鉴也。然天下皆知尊汤武，而不免于蹈战国之覆辙者，则其识见之卑、趋向之谬，而不自觉也。若昔圣贤，无位以行其道，于是推明古先帝王之事业，而载之方策，大纲小纪，本数末度，炳然日星之易见也。今乃指为迂阔而莫之讲，故自成、康殁，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，由此其故也。鄙夫庸人窃国之宠，而卒以误国，鸿儒硕士抱忧国爱君之志，而老死于大山长谷之中，诚可叹也。学者将以有行也，则孟子之言可不深思而熟玩哉！

「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（止）」，「未之有也」。

儒术之不见用于世，以其空言而无实用，故功利之说常易以求售于人。不知夫功利者乃空言，而儒术则皆实用也。为功利者则曰兵可强、国可富也，然挟区区之小数，而不知为国之大体。相倾相诈、相戕相贼，不惟为敌国之病，而吾国之民固亦不得安其生矣，岂不谓之空言乎？儒术则不然。自五亩之宅、百亩之田，使民养生丧死而无憾，然后教之以孝悌忠信，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亲上，而天下之人亦皆引领而望之，其为实用，孰过于此？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，父母之于子，必先有以养之，而又有以教之，然后为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。今也为民父母，听其自生自死、自愚自智，而莫之问也，又倡为功利之说以斲丧之，岂为民父母之道哉？虞氏九官、周家六典，无非儒者已试之效，孰谓其皆空言而无实用，必待管、申之术而后可以为国乎？故孟子论王道必曰仁政，论仁政必曰井地，断断乎其不可易也。孟子之言既不用于齐梁之君，后世皆知读其书而不能用其道，故历数千年，而帝王之盛卒不复见，可叹也哉！夫儒术之不见用，学者相与讲明之，庶几犹有望于斯世也。谓之儒者，而茫然不知其源流，徒抱其浅陋之识，以周旋斯世，则吾道之不行，功利之说胜，是谁之罪哉？学者不可不察也。

「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（止）」，「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」。

「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」一章。

道者何，中而已。无过不及之谓中，时措之宜谓之时中。是皆人心之本然而不容已，天理之至正而不可易者也。天地之化亦大矣，小有偏焉，则雨旸寒暑各失其节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喜怒哀乐、念虑云为，其可以有所偏耶？杨氏之为我，墨氏之兼爱，皆不得其中。子莫之执中，又非所以为时中也，孟子从而辟之，所以正人心、明天理，为天下后世虑至切也。夫墨之兼爱，不失为仁，杨之为我，不失为义，孟子极言其祸至于无父无君，而以禽兽目之，志于道而不得其中，岂不甚可畏哉！后世杨墨之患息，而佛老之说兴，至于今且千有馀岁。弃天常，灭人类，习夷狄之教，非先王之道，盖不待其流之弊，而与禽兽无异矣。学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远之，乃溺其祸福之说，尊其荒唐之教，甚者则文之以圣贤之言，以为与吾道无异。学者从而信之，以自绝于圣人大中至正之道，其为天下后世之害岂浅浅哉！有志于学者惟以孔子、孟子之言为主，以六经之道为法，则异端之说无自而入矣。

干疏缪不才，蒙恩假守，每念此郡士风简质浑厚，可与适道，辄诵所闻，以与士友讲说，为《孟子讲义》二十章。衰晚愚昧，废学日久，不足以发明圣贤之蕴奥，然孟子之书明白切至，诵其本文，亦足以使人兴起。于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，则七篇之旨可以类推，圣贤之道可以驯致。惟诸友勉之，庶几异日汉水之滨，将有以圣道为诸儒倡者矣。嘉定乙亥长至，后学黄干谨书。

滕文公为世子，将之楚，过宋而见孟子。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、舜。世子自楚反，复见孟子，孟子曰：「世子疑吾言乎，夫道一而已矣！成覸谓齐景公曰：『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』？颜渊曰：『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』。公明仪曰：『文王我师也，周公岂欺我哉』？今滕绝长补短，将五十里也，犹可以为善国。《书》曰：『若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』」。

孟子之在当时，齐、梁之君非不知其为贤也，未尝委国以听其教。滕虽小国，文公方为世子，因之楚，过宋而见孟子。见之之意必不苟，而又受教之诚，故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、舜。夫人之为不善者，以不知性之本善故也。性善之说，《孟子》七篇之纲领。孔子固不甚言性，虽或言之，而亦未尝直指其善。性善之说，自孟子发之。盖人之为性，实天之所命，其理则为仁义礼智，其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。以之事亲从兄，以之忠君弟长，以之应事接物，无往而不得其当，则性之本善可知也。然天命之性，固无不善，而气禀之质，不能皆齐。故或清而或浊，或厚而或薄，或者徒见清浊厚薄之不齐，遂以为性不能皆善。殊不知本然之性未尝不善，而有清浊厚薄之不齐者，杂于气质而然也。荀子言性恶，固不识性。扬子谓善恶混，韩子谓性有三品，是皆以气质言，或以其才言，而非性之本也。故孟子既道性善，而言必称尧、舜，观尧、舜则性善可知，此孟子道性善所以言必称尧、舜也。盖道无古今，人无智愚，为之则是性善故也。文公方以为疑，孟子遂援成覸之言、颜子之论、公明仪之说，谓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文王我师也，皆不以彼为高而己为卑，谓圣贤与我同类。苟为圣贤之事，是亦圣贤而已。虽然，果如是也，何后世圣贤之不多得哉？盖资禀既不同，而用力有勇怯。苟以卤莽灭裂之功，而欲以变卑污不美之质，谓质之不可变也，则亦自诬甚矣。故《中庸》于学问思辨笃行之五者，必欲加弗措之功，则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而孟子亦有若药不瞑眩、厥疾不瘳之语。盖赋性虽出于天，而成功则在乎人，可为而不为，与为之而不勇，其为自弃一也。然自本然气质之辨不明，而世之言性者不知有毫釐之差，遂不知所以为善。我朝濂溪先生以无极、太极明性之体，以阴阳五行万物化生言性之气，其说固已明矣。至程先生发为「论性不论气不备、论气不论性不明」之论，尤为深切。于是孟子之言，始大彰明于天下，而诸儒之惑可不攻而自破矣。学者于此，必知讲论切磋以明其理，勇决果断以行其事，变化其气质以复其本然之善可也。奈何志趣卑陋者则视性理之说为迂阔，而求胜于言语者又不能真体而实践之，以可为尧、舜之性反甘心与禽兽无别，亦可哀也已。判府侍郎识为政之本，以建学立师为重，以尊贤育材为急，广七贤之祠以示表范，盖将使士之学于此者，推七先生之学以续孔、孟之传，因孔、孟之传而得尧、舜之心，意至厚也。文蔚衰晚无闻，误蒙进之讲席，辞不获已，敢摭《孟子》道性善一章，以求教于先达及诸同志。其当其否，未能自信，因其不及而有以釐正之，窃有望焉。